新闻速递
您当前位置是：
在儒学研究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大家对于“东亚儒学”这一研究领域已不陌生。近二十余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东亚儒学”的诸研究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周边看中国”的新视角，对于中国儒学自身的再认识、再评价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2019年5月27~29日，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张崑将教授做客JN江南·体育最新官网入口（经学与子学教研室）所主办的“东亚儒学系列讲座”，开展了三场有关“东亚儒学”的精彩讲座。张教授以“东亚儒学”研究方法论为切入点，以日本儒学之阳明学及《孟子》研究为例，从日本儒学的研究视角分享了自己对“东亚儒学”的思考与诠释。三场讲座分别由JN江南·体育最新官网入口韩星教授、向世陵教授及梁涛教授担任学术主持，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122会议室举行。
第一讲：东亚儒学的研究趋势与方法
在第一讲中，张崑将教授从整体上介绍了“东亚儒学”的研究现状，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张教授从宏观的角度引入“东亚儒学”的概念，即自工业革命以来“亚洲停滞论”的长期主导下，“亚洲崛起”说日益兴起，而“东亚儒学”即是在此亚洲崛起的背景下催生而出的。作为学术研究的“东亚儒学”的概念最早应该是在1992年9月，由清华大学与日本大阪大学合作举办的“东亚儒学与近代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此后，1998~2000年期间台湾大学推出了《中国文化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书》，继之而起的是2000~2004年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计划书》，再后来2006年起至今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推行了《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加之2011~2016年推行的《东亚儒学研究计划》等一系列研究计划的推动，“东亚儒学”的研究在学界已颇具规模。
基于以上的研究成果，张崑将教授系统梳理了“东亚儒学”之内涵与研究范式。首先应明确，这里所谓的“东亚儒学”，是根据黄俊杰教授所提出的概念，特指近二十年以来台湾学者对跨国、跨文化的韩国儒学、日本儒学、越南儒学的相关研究，当然也包括“中国儒学”的研究。其次，对于“东亚儒学”的内涵与特质的界定中，有三个点需要厘清：一是作为“儒家共同体”一定共享了某些核心价值理念——儒家价值理念；二是“东亚儒学”存在于东亚各国儒学的交流与互动之中，而不是之上；三是我们要认识到各地的儒学传统既有其地域之特色，又分享了若干重要的核心价值。那么，“东亚儒学”研究何以必要呢？张教授指出应从四个方面去看：一是针对20世纪以来汉语学术界的儒学研究如科学主义、民族主义的框架，“东亚儒学”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反思契机；二是对重新认识近代以来东亚所一直噤若寒蝉的思想文化领域而言，“东亚儒学”可以提供重要的补充；第三，反思“以西摄中”的研究进路，即重访作为东亚文化主流的儒家核心价值，以作为全球化时代新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第四，从文化多元的立场看，跨文化、跨区域、跨语言的儒学研究有利于丰富儒学研究，使儒学保持活力。
接着，张崑将教授将目前学界有关“东亚儒学”范式的研究总结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自他理解的东亚儒学”，以陈来教授为代表；第二类是“东西对话的东亚儒学”，以杜维明教授为代表；第三类是“儒学在韩国保存最好”的东亚儒学论，以崔英辰教授为代表；第四类是“批判方法的东亚儒学”，以子安宣邦教授为代表；第五类是“经典诠释的东亚儒学”，以黄俊杰教授为代表。对于此五类研究，张教授进一步从“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角度，揭示出不同类的“东亚儒学”研究背后所代表的立场，主要包括四类：第一，以陈来教授为代表的“环中心”的研究趋势，此为中国作为“自己”的东亚儒学之研究；第二，以韩国学者崔英辰、白永瑞为代表的“逆中心”的研究趋势，此为中国作为“部分他者”的东亚儒学；第三，以日本学者子安宣邦为代表的“去中心”的研究趋势，此为中国作为“他者”的东亚儒学。张教授特别指出“去中心”研究的局限，一方面无法更深刻地谈东亚儒学，另一方面否认儒学本身所蕴含的多元思想，换言之中国不可能是完全的他者，因此这种方法在根本上是否认了儒学是“东亚”的共同价值。第四，以黄俊杰为代表的台湾学者的“超中心”的研究趋势，此为中国同时作为“自我”及“超我”的东亚儒学。这样的立场即是从周边地区看儒学发展的代表之一，此立场的前提是基于“东亚儒学”的根本目的，即为了弘扬儒家思想博大精深的内容于东亚和世界，因此是以文化多元性作为基础来研究儒学，故“东亚儒学”研究的关键在于它并不预设一个“一元论”的、僵硬的、相对于“边陲”而言的“中心”，而应是“一”与“多”的关系——“一”为中国，即中国是儒学的母体，儒学源于中国；“多”为多元化的儒学形态。“多”并非减损“一”而是丰富“一”的内涵，使之在东亚甚至世界不输于其他文化价值共同体。张教授认为这才是“东亚儒学”研究应取的态度。
纵观学界已有的“东亚儒学”研究方法，主要有依于区域交流史比较方法、观念史比较方法、经典诠释比较方法或文化人类学方法。对此，张崑将教授认为可以从“整体与部分”以及“相同与差异”的关系对这些方法予以归类，即“求同去异”的一元中心论，“求同存异”的多元中心论，“求同化异”的一多融合论，以及“求同共异”的“共异”研究方法四类关系形态。其中，前三者可以说采取了“去除歧异”、“承认歧异”和“化解歧异”的方法，但在处理“另一种型态”的儒学时，易落入单一的、静态的或矛盾的困境，相比之下，第四类研究方法采用了“求同共异”的关系形态，它的意义在于希望在“异”的基础上，找到“共”同上升的阶梯。回溯东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共”的基础，如东亚佛教文化圈、东亚儒家文化圈、东亚道教文化交流圈或东亚汉字交流圈等，张教授呼吁对于“东亚儒学”研究中存在的“共”“异”问题，最佳的关系型态应采用“求同共异”，即彼此先在“异”上共通了解、共通学习，以形成“共有基础”，而此“共”乃是作为阶梯观念的动态的“共”。
最后，张崑将教授将此“求同共异”的“东亚儒学”研究方法与当前国家的文化发展的现实相结合，提出了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展望。张教授提到，在习主席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念下，我国出现了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国学热，这代表着当前东亚地区儒学发展中，儒学研究的核心再一次回流到了中国大陆，并发展出了多元化的形态，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接续这一思路向未来展望，张教授提出了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证”的发展脉络。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获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在“富之”之后，更要关注“教之”的问题，而“文化自证”即是要回归儒学的修身理论，从修身的基础出发，让儒家思想真正浸润到中华文化之中，让儒学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目前，在台湾关于“东亚儒学”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相比之下，大陆对于“东亚儒学”的关注稍显薄弱。张崑将教授的“东亚儒学”方法论的讲座，为我们重新梳理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儒学的新的视角与方法。当“东亚儒学”作为方法时，张教授强调应以平等的视角对待东亚各国儒学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其实质是要突出“多”之特殊性、主体性。张教授以日本儒学为对象，在第二、三讲中结合日本阳明学与《孟子》研究的具体情况，正是展现了这样一种“东亚儒学”把握特殊性的研究范式。
第二讲：东亚阳明学与明治维新
结合今日国内学界的“阳明热”，张崑将教授在第二讲中以日本阳明学为例，梳理了东亚儒学在日本发展的具体情况。张教授介绍道，若简要概括儒学传到不同地方的取向，那么可以大致讲韩国重视朱子学，而日本重视阳明学。阳明学之所以被武士社会的日本所接受，并成为明治维新的动力之一，其原因与阳明学自身之特点以及日本历史社会之特殊性密不可分。具体而言，张教授将阳明学吸引日本武士之缘由归为四点：第一，德川政权并非独尊朱子学，又无科举制度，因此为阳明学留有发展的空间。第二，阳明的军事成就作为其个人魅力，吸引了“以武立国”的幕府武家政权之武士。第三，武士有重实践而轻理论的思维倾向，因此相对于其他学说而言更喜欢阳明学之“简易”工夫。第四，从“武艺”到“武士道”，日本武士特别需要生死的体悟，而良知学所倡导的“事上磨练”的禅学精神也契合了这一需求。
在此基础上，可以看到阳明学传到日本这片土地上，与日本的武士道思想相结合，孕育出了一批著名的阳明学者。张教授选取了其中四位代表，即大盐中斋、吉田松阴、西乡隆盛和河井继之助，以他们四人的思想为线索，勾勒出日本阳明学在幕末与明治维新时期的发展脉络。大体而言，无论是发动了著名的大盐平八郎之乱的大盐中斋，或是被称为明治维新第一功臣的西乡隆盛，亦或是反对尊攘派、支持护幕开国的河井继之助，透过他们的行动与思想，可以发现阳明学传到日本后，转换为了以爱国、革命为目的的阳明学，而此阳明学压倒了原本以良知学为目的的阳明学，成为了许多幕末勤王志士倾慕的学说，更成为了明治维新的动力。正如三岛由纪夫所认为的，不能无视阳明学而谈明治维新。野口武彦也曾说过，“幕末维新之际，是个阳明学的季节。”因此可以说，中日阳明学有着不同的发展命运，在中国，阳明学被批为亡国祸首，而在日本，却被视为明治维新之精神动力。
阳明学在日本的这一转化，不仅推动了日本社会的重大变革，更影响到了周边世界的历史发展。如受到日本阳明学者的刺激，韩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亡国之危时，同样期待阳明学能够救国救民。张教授列举了朴殷植与郑寅普两位阳明学者的思想，朴殷植积极投身独立革命运动与启蒙群众的实践，曾把王阳明与西方诸多革命分子同举，视阳明学为具有宗教精神的救国良药，而郑寅普曾著有《阳明学演论》一书，努力从朝鲜历史中找出阳明学者，欲建构韩国的阳明学系谱。同样，日本阳明学对于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锷、孙中山等，他们都曾深受以爱国、革命为目的的日本阳明学的影响，欲借此精神而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之中。
基于以上的论述，张崑将教授总结道，阳明学经过日本化后，具有了目的转移的吊诡，即作为良知学目的的阳明学转变为了作为以爱国和革命为目的的阳明学，后来甚至被明治时期的“阳明会”奉为了类似神道教之“太阳神”一类的存在。对此，张教授认为日本的阳明学已发展为了另一种解释体系。原本强调“心即理”，此理“不须外面添一分”的阳明学，它所强调的忠、孝等道德，都不偏向任何特殊对象，且有一个优先顺序，即良知为主，对象为辅。然而发展到了日本，阳明学却被添上了特定的对象——天皇，后来与明治维新的国体论结合在了一起，在高濑武次郎的《教育敕语》中，发展为了“忠孝一体”的国体精神，其根本即在于强调必须效忠于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张教授分析道，日本化的忠、孝道德都只是“形式的道德”，并不是真正的良知道德，并且优先顺序也转换为了对象为主，良知为辅，与原有的以良知学为目的的阳明学已然不同，这就是日本阳明学的独特性所在。
张崑将教授的这一场讲座，为我们描绘了日本阳明学的发展图式，其中尤其强调阳明学发展至日本，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与日本的神道、天皇论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了明治维新变革的动力。通过张教授的剖析，日本化的阳明学之独特性得以彰显，也可由此而体会儒学在东亚地区发展的不同形态。不过，强调特殊性的同时也容易造成断裂性，即在把握以阳明学为代表的儒学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史时，如果过于强调日本阳明学的独特性、特质，则容易忽视其连续性，也就与“东亚儒学”这一方法论所倡导的分享儒家共同的核心价值这一主张相违背了。
第三讲：孟子政治思想对日本德川儒学的冲击
在第三讲中，张崑将教授以孟子政治思想在日本德川社会的接受为例，重点选择了德川时期的“非孟”学派作为切入点，继续探讨日本化的儒学的发展情况。张教授认为，孟子思想中有三个议题对日本儒学的冲击最大，即民本论的君臣相对观，尊周议题和汤武革命论。此三项政治思想议题环环相扣，可用一个“忠君的尊王主义”概括之。
首先，孟子之民本论的君臣相对观在中国很早便引发了争议。其中尤以朱元璋读至“草芥寇仇”之语而大怒，进而罢黜孟子祠并命人删《孟子》八十余条为甚，由此可见孟子的政治思想与帝王之间已然存在非常紧张的关系。而如此的孟子政治思想在日本，亦激起了思想界的波澜，早期便有各种《孟子》无法传入日本的传说。在德川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批“非孟”学者，包括徂徕学派（古文辞学派）、讲求武士道的兵学派、德川后期的水户学派以及国学派等。对此，张教授以徂徕学者的“反孟”思想为例，梳理了围绕反驳孟子之“君臣相对观”与“民本制度论”的古文辞学派的反孟论。具体内容包括：其一，区格孔孟，认为尊孟乃源于宋儒，并指出孟子思想之害；其二，反孟子“君臣相对”论，指其为“不通之论”；其三，以“愚民论”反驳孟子的“民本论”。
再者，关于孟子是否尊周王的论争，至幕末之时，曾一度成为“靶子”被凸显出来。这与日本的特殊政治背景，即朝幕体制的“双重性”或“多重性”分不开，由此也导致了日本“尊王”思想的特殊性以及此“尊周”议题的复杂性。在受到佩里来航冲击的幕末日本，孟子论点无疑成为了朝幕紧张关系的引爆点。在此背景下，孟子尊周议题被视为了不尊周之论而受到了严厉地批判，如佐久间太华直接指责孟子为“叛人”，认为他的思想是“说诸侯为天子为伯主之道”。藤泽东畡也认为孟子“为乱贼之归”，与孔子思想相悖。张教授认为，日本孟子“尊周”议题的复杂性乃源于日本特殊的政治背景，而此争论已脱离了孟子原有的议题本义，即孟子思想中本没有“不尊周”的立场，孟子所讨论的问题，是以“民本论”立场检验为“王”者的资格，换言之，“王”的前提是“民本”，这本无所谓尊不尊周之问题。这也是儒学思想在中国与日本发展的不同之一。
最后，关于孟子的汤武革命论，中日也出现了不同的理解与阐发。张崑将教授指出，对于孟子的君臣相对观、尊周议题和汤武革命论，中日之所以产生不同理解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乃是基于天命与民心的角度的论述，而日本是基于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做出的阐发。明晰了这一点，则可以抓住日本对于孟子思想解读的关键所在。孟子的汤武革命论历来都是天皇御读的禁忌，甚至不写作“汤武革命”而改为“汤武放伐”。在以万世一系的天皇为中心的日本，汤武只是篡弑者，而不是圣人，因为“尺地莫非王土也，一民莫非王臣也”，君主永远只有“天皇”。至幕末，“诋孟”达到了高峰，孟子被视为了“仁义之贼，圣人之大罪人”成为了宜被诛讨的对象。张教授以水户藩的“反孟”思想为例，在水户藩藩校弘道馆里，同时设有孔庙和神社，然而参拜两者却有明确的次第，即神道作为道之本，宜先拜之，孔子之教为弘助神道者，故应次敬孔子。而孟子则被批为篡位弑主者，其思想遭到了激烈地反对。
最后，张崑将教授总结道，从以上非孟思想可以看出日本的特殊性，即日本人学儒学不是为了变成中国人，因此日本儒学自有其自身的风土在其中。不仅是非孟思想，儒学在日本化的过程中，加入了很多日本本有的武士道文化（忠诚性格）、天皇体制（权威性格）、神道教（自然神，信仰性格）等因素，这些共同造就了日本儒学。张教授认为，必须要结合日本思想的风土性，了解其“天皇——天照大神——日本国”的三位一体的特殊背景，才能更好地把握日本儒学的特点与价值所在，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儒学在东亚发展的脉络。
张教授在本讲中突出了日本儒学中“非孟”的一面以彰显日本儒学以“神道”、“天皇制”为风土的特殊性，这的确让我们意识到了儒学在东亚各国中的传播具有多样的形态。然而，日本儒学中不仅有“非孟”的声音，也有“尊孟”的思潮，江户开幕的德川家康本人就以孟子的“汤武放伐”作为了自己取代丰臣氏的合法性依据；作为古文辞学派的徂徕虽然有批判孟子的言论，但是徂徕本人就曾称赞孟子为“圣门之御辱”者；更何况作为古义学派的开创者的伊藤仁斋极其推尊孟子……这些史料都在提醒我们，日本儒学本身呈现的风貌亦是多元的，需要更为具体地分析其中的源流和展开的脉络，如此才能更为清晰地呈现儒学在东亚的不同展开形式，以此来丰富“东亚儒学”的题中之意。
撰稿人：王茂林 刘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