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宝成老校长应邀出席2013陈寅恪研究学术研讨会暨陈寅恪夫妇归葬庐山十周年纪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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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纪宝成老校长应九江学院邀请,前往江西省九江市出席2013陈寅恪研究学术研讨会暨陈寅恪夫妇归葬庐山十周年纪念活动,并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致辞全文附后)。 纪宝成老校长高度评价了举办此次研讨会的重要意义,认为这是我国学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不断增强的又一体现。他指出,陈寅恪先生是一代国学大师,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具影响的学者之一,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不仅是江西的骄傲,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纪宝成老校长认为,陈寅恪先生之所以能卓尔不群,成为旷代国学巨匠和文化大师,在于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怀有崇高的敬意与真挚的热爱,将中华文化敬奉为民族的灵魂和国家的命脉;在于他坚守自己的“中华文化本位”信念,丝毫不为时尚所动,从不跟风跟潮。他一方面对当时流行的否定中华文化的思潮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坚决的反对,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和积极借鉴对欧美近世学术研究中的自由理念与科学方法,强调尊重传统,弘扬正气,振奋民族精神,推崇中西贯通,体用相生。 纪宝成老校长强调,陈寅恪先生的“中华文化本位”观,其实也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学者,更是一位中华文化涵养出来、又以传承光大中华文化为己任的杰出爱国者,他的一生启示我们:只有热爱中华文化,才能真正爱国;只有中华文化涵养出来的爱国者,才能具有牢不可破的爱国主义情怀,持之以恒地真正践行爱国主义的崇高使命。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台湾中央大学教授汪荣祖等参加本次研讨会,并在开幕式致辞。来自两岸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及义宁陈氏后裔陈小从、陈星照、陈贻竹等出席会议。本次会议为期三天,举办四场学术报告会,多位学者围绕陈寅恪生平、思想、学术、成果开展研讨交流。 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以陈氏故居为原型仿建的“松门别墅”落成仪式。纪宝成老校长和九江学院校长甘筱青为陈寅恪研究院、人文教育基地揭牌。 当天下午,纪宝成老校长应邀乘车前往九江市修水县桃里乡,参观了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故居——国家级文物陈家大屋。 附: 在陈寅恪研究学术研讨会暨陈寅恪归葬庐山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致辞 纪宝成 2013年6月16日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承蒙主办方九江学院的盛情厚意,邀请我出席本次纪念和研讨陈寅恪先生学术思想与文化价值的盛会,我深感荣幸,在此谨表谢忱!这次会议的举办,是我们学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不断增强的又一体现,在此谨表祝贺! 我只是一位国学的爱好者、倡导者和组织者,而不是专门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对陈寅恪先生的巨大学术成就和贡献所知不多,理解肤浅。然而,还是非常乐意借助这个难得的机会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求正于在座的诸位硕儒饱学之士。 众所周知,陈寅恪先生是一代国学大师,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具影响的学者之一。他热爱祖国,坚守信念,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一生治学不辍,积学深厚,工力精深,成就卓荦非凡,于史学、文学、西域学、语言学、宗教学、文化学等诸多学术领域,皆有杰出的建树、独到的成就、重大的贡献,不少方面“世难有与其比肩者”,其“学贵预流”“知人论世”“以诗证史”“多重互证”“考镜源流”等研究理念与方法,则是综合新旧之学的优点、东西学术之长处,为后学者垂范立则,影响极其深远;而他1929年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和价值取向,并一生忠实践行的书生本色和学术气节,同样为后来者传为佳话,奉为楷模。早在1925年清华设立国学研究院时,吴宓就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后来傅斯年又曾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毫无疑问,陈寅恪先生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不仅是江西的骄傲,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陈寅恪先生的高足蒋天枢教授生前所撰的《陈寅恪先生传》综括陈寅恪先生治学特色举凡四端:一,“以淑世为怀”;二,“探索自由之义谛”;三、“珍惜传统文化”;四,“‘续命河汾’之向往”。强调:“先生于学,既渊且广;先生之思,既敏且锐。犀利烛牛渚之奸,闳通照一代之后。”我认为,蒋先生的这一概括是非常准确和恰当的。 在我看来,陈寅恪先生之所以能卓尔不群,成为旷代国学巨匠和文化大师,首先在于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怀有崇高的敬意与真挚的热爱,将中华文化敬奉为民族的灵魂和国家的命脉。通观陈先生的著述,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中华文化本位”的精神,都蕴涵有“为往圣继绝学”的理想!而且以担当“续命河汾”、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为自许!这种立场,这种襟怀,这种精神,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是中国学者身上理想主义风采的永恒象征! 陈寅恪先生所处的时代,正值欧风美雨席卷华夏大地、中华文化遭遇危机、面临挑战的重要关头,在西方强势话语体系冲击以及解放后一段时间苏联模式的影响面前,不少国人乃至知识文化精英,对中国固有的文化及其价值,产生了困惑与怀疑,甚至于简单排斥、片面否定。流风所及,唯洋是尚、唯洋是从,一度甚嚣尘上,以至谬种流传,遗害至今。 陈寅恪先生的可贵和伟大,在于他坚守自己的“中华文化本位”信念,丝毫不为时尚所动,从不跟风跟潮。他珍视中国历史,推崇中华文化,对民族文化始终充满自信与自豪,他深深地坚信:虽然中华文化的发展难免会面临坎坷,遭遇挫折,但是,“本根未死,终必复振”:“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清醒认识和坚定信念,陈寅恪先生对当时流行的否定中华文化的思潮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坚决的反对,认为它有害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提升文化自信心。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他的立场:当新文化运动勃兴之时,他与吴宓等人尚在海外求学。据吴宓幼女吴学昭所记:“对于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他们认为甚为偏激。”强调在近世西方文化挑战面前,作为中国人,要从容沉着,冷静应对,而决不能“自乱其宗统”。主张要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反对“中学”任由“西学”的全盘改造。否则,中华民族就会成为无根的一族,遑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陈寅恪先生也绝非“文化自闭”者。早在青年时代,他在国外就曾广泛阅读西方的哲学、史学、文学以及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著作,他还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人读《资本论》德文版的第一人。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方面,他从不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僵化拘泥,画地为牢。例如,他曾指出,以往研究文化史方面有二失,其中之一,就是“旧派失之滞”。即不能用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来解读传统文献,结果并不能真正说明历史的真相,汲取文化的启迪。 对欧美近世学术研究中的自由理念与科学方法,陈寅恪先生也是充分肯定和积极借鉴的。他多次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认同西方学术研究过程中贯彻自由精神的证明,而他精通多种文字,用科学方法解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做法本身,也与一味保守的传统学术研究旧派立场划清了界限。 换言之,陈寅恪先生所坚守的“中华文化本位”立场,乃是开放的体系,具有创新的因素,而决不是单纯的守旧,更不是“逆时而动”。它所强调的是尊重传统,弘扬正气,振奋民族精神,即所谓“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它所推崇的是中西贯通,体用相生,即所谓:“中西体用资循诱”。应该说,这样的态度与立场,是深谙“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髓要旨的,在文化传承问题上把捏住了合适的“度”,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从更深的层次考察,陈寅恪先生的“中华文化本位”观,其实也是他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爱国主义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践行爱国主义的宗旨,也有其独特的途径。就一位学者而言,传承民族文化,弘扬传统精神,就是践行爱国主义的最重要使命。陈寅恪先生“续命河汾”的使命感,也就是要仿效隋代的王通河汾讲学,守先待后,延续并发扬光大中华传统文化,正是这种襟怀情操的集中写照。为此,他呕心沥血、念兹在兹把总结和光大中华文化引为自己的最高生命意义。这在他的诗作中多有鲜明的反映,如“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兴亡古今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等等,均真切地显示了陈寅恪先生“治学报国”的学术终极宗旨。 由此可见,陈寅恪先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学者,更是一位中华文化涵养出来、又以传承光大中华文化为己任的杰出爱国者。这也说明,在今天,我们纪念陈寅恪先生,它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回顾和缅怀陈寅恪先生学术贡献的层面,而具有了为今天重振国学、再铸国魂、光大中华文明、开创崭新纪元提供启示、注入活力的重大意义。陈寅恪先生的一生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只有热爱中华文化,才能真正爱国;只有中华文化涵养出来的爱国者,才能具有牢不可破的爱国主义情怀,持之以恒地真正践行爱国主义的崇高使命。 以上是我对陈寅恪先生学术贡献和文化抱负的一些认识,很粗浅,也不一定准确,欢迎各位批评指教。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最后,我以元人王冕这两句诗句来表达自己对陈寅恪先生的崇高敬意。 谢谢大家,并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