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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碧铨
2015年10月16—17日，“国学教育与国学研究——JN江南·体育最新官网入口建院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JN江南·体育最新官网入口召开。现将国文组主题发言综述如下：
一、陶文鹏研究员：《对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几点看法》。
开幕式后的大会主题发言环节，首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遗产》原主编、著名唐宋文学研究专家陶文鹏先生做了题为《对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几点看法》的主题发言。陶文鹏先生结合自己二十几年学术期刊编辑和古代文学研究的经验，对当代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出了五点意见。
第一，他认为要使古典文学研究更大地发展，最重要、最基本的工作是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研究古代文学，文献的研究整理收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虽然这是需要深入细致，有时甚至会耗尽一个学者半生精力的工作，但是对古代文学研究来说又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前辈学者倾尽心血的文献整理成果，曾对古代文学研究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他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从事文献收集整理研究工作的队伍中来。
第二，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应当有当代意识、时代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关注现实，拓展学术视野。此一点，他还具体分为三个方面来阐述，一是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要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工作适应时代、社会、国家、人民的需要，二是古典文学选题应当面向现实，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人应该关注当代社会主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使选题能够尽可能地为当代社会主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提供一些有利的思想和艺术营养，三是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应该努力做一些必要的普及工作，古典文学研究归根结底是要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水平，因此我们应当力所能及地多做一些普及工作，让自己的学术知识能够为更多人接受，提高人们对古典文学经典作品的认识。
第三，他认为应该大力加强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是古代文学家根据他们时代的文学作品所抽象出来的文学创作方法和规律，比如《文心雕龙》《文赋》等文论著作，我们应该学习参考前人，努力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理论出来。他说这一点也是程千帆先生生前一再呼吁的，我们的前辈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不斐成就，如钱钟书先生的《七缀集》，程千帆先生的《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与多》，宗白华先生关于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研究等等，都是一流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们应该向前辈学者学习，加强古代文学的理论研究。
第四，是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古今贯通和中西文学比较融通的问题。陶先生提及两位已故著名前辈学者，生前大力主张古今贯通的复旦大学章培恒先生和在中西融通贯通的研究方面作出榜样的钱钟书先生，他们都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楷模。而这两个方面仍是现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比较薄弱的。陶先生希望当代年轻学者能够像钱钟书先生一样更多地投入中西比较研究，同时希望老师在培养学生时有意识地鼓励一些对古今文学都有兴趣或者外语较好的学生来投入这两方面的研究。陶先生还提醒我们在做中西文学参照比较的时候，要防止一种倾向，即把研究变成对西方文学理论观点的良莠不齐的生搬硬套的穿靴戴帽的做法，还要防止把西方文论的观点直接挪用过来，把中国古代文学作为论证西方文论观点的例子，而应像钱先生一样做参照融通的研究。
第五，关于做跨学科多角度研究和文学本位研究问题。当前大力提倡跨学科多学科多视角研究，我们可以从哲学、史学来切入文学研究，也可以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宗教等等学科切入来研究古典文学，更具体地说，我们还可以从党争、科举、家族、民族等等方面来研究古代文学，但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发现和解决文学和文学史的问题，所以，以文学研究为本位，坚持文学审美的研究，要研究古代作家是如何创造美，创造美的艺术，要研究作家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研究经典作品的艺术成就以及它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研究作品的创作方法、表现技巧、艺术风格，研究作家的艺术个性、艺术经验、艺术奥秘，研究古代文学的民族特色、诗体文体特点等等，而一步一步地推进古代文学研究，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更细致地揭示我们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发展脉络、发展关节点，发现并揭示古代历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重要现象和文学史上重要的群体、流派、集团、风格、思潮、文学史的发展规律等等，这都是文学史本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多的，闻一多先生、林庚先生、吴小如先生、陈贻惞先生等等优秀前辈学者在文学和文学史研究都很有特点，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前辈学者的好的传统，尽可能地不要让古代文学研究为别的学科打工，而应该让所有的学科为文学研究打工。另外，陶先生还特别指出，文学本位的另一题中之义，即古典文学研究的文章本身就应该具有文学性，要写得生动流畅，可读性强，深入浅出。
陶先生最后总结：以扎实的文献学为基础，在求真求实中间创新，使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具有学术性、学理性、原创性、文学性、民族性，又有当代性和现实性，是我们的任务。陶先生的发言高屋建瓴，提纲挈领地为我们明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态势，他的发言中屡次提及诸多优秀的前辈学者，亦为年轻学子开了一份很好的可供学习和借鉴的书单，还在研究意识、研究方法、论文写作等方面为我们指示了门径。
二、彭玉平教授：《陈寅恪诗歌的生命精神》。
在16日下午的“国文组”发言中，来自中山大学的彭玉平教授，首先为我们带来他对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诗歌的阅读、阐释和体悟，使我们对陈寅恪先生诗歌中的内蕴和他的精神世界有了更加具体深入的理解。
发言由四幅陈寅恪先生个人照片和相关图片展开，彭玉平先生以“横眉冷目面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双唇紧抿却无言胜似千万”，“墓碑上的十个字是他生命的标签”，“故居寒柳堂是他内心孤独之感的外化”的诠释和概括让我们对这位现代学人的不朽生命有了具象的体认。发言内容主要分为五个主题，分别是“以诗歌连接生命感悟与文史研究两端”、“对镜写真：陈寅恪诗歌中的老子、陶潜、韩偓、苏轼”、“陈诗中的生命意象：劫灰之世、衰残之景与惊悚之心”、“不生不死之身与孤游人间之意”和“诗歌在陈寅恪生命中的意义”。
彭教授认为，陈寅恪作为史学家、思想家和诗人，他的诗歌中洋溢着历史的睿智，反映了他的政治立场、人生观念和思想性格，还承传家学，变化出新，可以说他将自己的生命形态都完整呈现在诗歌中，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世局和人生成熟稳固的看法，这些都足以说明现代诗歌史上，陈寅恪的名字不可忽略。彭教授从陈寅恪诗歌中提炼出陈诗中反复提及的四位古人：老子、陶潜、韩偓、苏轼，他认为陈寅恪不只是在使用典故，更寄予了自己的情怀。韩偓《避地》中的“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负国恩”这个典故在陈诗中多次出现，时间长达37年，我们由此可知陈寅恪对自杀的态度以及守护生命的尊严始终是他强调的重点所在。对老子的“以身为患”典故的频繁取用，则表达着其超脱尘世之心的迫切。而对陶潜和苏轼的心仪是想要呈现出生命更多的姿态，陶潜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的态度正与他契合，但他所处的时代却使他欲追慕陶潜而不能。拥有共同的岭南生活体验使陈寅恪对苏轼有着隔世共鸣的情怀，因此他在诗歌中频繁提及苏轼，或同情苏轼，或以苏轼自诩，或倾慕苏轼，陈寅恪更多地要追求内心的平静和表达一种人生离忧。
此外，彭教授还从陈寅恪诗歌中概括出最有代表性的三个意象：“劫世之灰”，“衰残之景”与“惊悚之心”，并细细爬梳和解读意象来源，典故含义和具体诗句，让我们看到了陈寅恪所生活的“世局劫灰，文化残缺”时代，他的“中年瞽目，晚年膑足”之悲，以及生活其间的不生不死之身和孤游人间之意，陈寅恪堪称现代最悲情的学者诗人。同时，彭教授提出《叶遐庵自香港寄诗询近状赋此答之》一诗汇聚了陈寅恪诗歌的所有重要核心意象，写出了有心招魂，无力续命的无奈和绝望心境，是最能完整体现了陈寅恪生命境界的诗歌。总之，彭教授认为，陈寅恪的诗歌忠实记录了时代风云和个人心路历程，兼具诗史、心史的双重意义。
彭玉平教授的发言风趣幽默，条理明晰，不但娓娓道来陈寅恪诗歌所蕴含的的精神内质，而且结合自身的阅读感受谈对陈诗的理解和研究，是我们细读诗歌、解析作品和深入诗人内心世界的非常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榜样。
三、刘勇强教授：《子不语怪力乱神：神怪小说创作的精神桎梏与解套策略》。
北京大学刘勇强教授为我们带来的是他对中国神怪小说创作的研究成果。刘教授首先提出为什么中国古代神怪小说数量众多，几乎占据小说史的半壁江山，其发展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压抑的文化环境中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刘教授通过他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一精神桎梏限制和压抑了中国神怪小说的创作和发展。由此，他梳理了“子不语怪力乱世”思想的流变历史，仔细考究了“怪力乱神”的具体内涵，和后人对“子不语”的各种阐释和演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理学家的鬼神观客观上为神怪小说开了方便法门。紧接着刘教授通过各类文献资料说明“子不语怪力乱神”对神怪小说创作钳制的具体表现，他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一语影响之大，使之甚至成为“神怪”的代名词，在这种思想压力下，小说家普遍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公开地施之于创作，由此禁锢了中国神怪小说的正常发展。
在第三部分刘教授则向我们展示了古代的小说家们是如何带着镣铐跳舞，在强大的精神桎梏面前如何做出应对和拆解，并在尊圣崇经的时代如何以智慧寻求生存的空间，最终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小说财富。这种解套策略，刘教授归纳为两种解套术，一是“曲为解释”，一是“姑妄言之”。一方面，古代小说家们虽不敢公然挑战经典，却热衷于在孔子模棱两可的态度中，力图对“子不语怪力乱神”做不同解释或有意“误读”、曲用。另一方面，另一些小说家则不纠结于“子不语”本身，而是攀附庄子、苏轼等，以“姑妄言之”标榜，从另一角度争得创作的自由。而此一策略对于神怪小说创作的意义，在于它给非现实形象构成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宽容，为神怪小说创作赢得了一些自由的空间，很多时候，它只是一个挡箭牌，其实是作者心血之作，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小说家确实抱有一种随意的创作态度，这对创作起着一种消极作用。最后刘教授认为，虽然古代神怪小说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小说家们也千方百计在基本观念上化解这种压力，试图摆脱这种精神桎梏并从不同角度为之解套，其根源在于神怪小说自身富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和表现力。
刘教授的发言引用资料之丰富，论证过程之严密，结论之有理有据，不仅其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极具启发性，对我们学习如何安排写作思路、写作学术论文，均具有典范性的意义。
四、陶然教授：《谈柳永《乐章集》整理中的几个问题》。
浙江大学陶然教授的发言是他关于新近在整理柳永《乐章集》过程中所发现的一些问题。柳永的《乐章集》是中国词史上一部重要的词集，近代以来它的相关版本情况梳理得较为清楚，且有前后两部现代学者的整理本已面世，陶教授则要向我们讲述他如何从看似已经成熟的研究成果中发现问题，进而展开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突破和对问题的解决。
发言包括五个方面问题，一是柳词版本情况，陶教授首先回顾历代目录书和文集中对柳词版本的著录情况，梳理出今传《乐章集》的两个版本来源和系统：九卷本和三卷本。在此基础上，陶教授发现了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所谓宋本，陶教授指出《乐章集》宋本与其他宋代词籍校勘价值相比的特殊性，因为经过他仔细研读诸家校语后，发现明代及明后所据校勘的宋本来源值得怀疑，且后世藏书家辗转传抄和过录校记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异文，再加上柳词主要传唱于市井民间，传播过程乐工歌妓的再创造也带来各种异文，由此他推断目前没有可信的宋本存世，所谓宋本存在可疑。正是在仔细研读文本，爬梳史料的过程中，陶教授发现了一些不为前人注意的材料，由此引出他关于乐章集三种新校记的介绍。这三种为校勘柳词提供了不少新资料的校记分别为：郑文焯批校乐章集、秦巘词系校本、陈运彰所录傅增湘过录赵元度校焦弱侯本校语。另外，他还指出《花草粹编》和《高丽史乐志》的校勘价值也是值得词学界重新重视的。最后他针对今人薛瑞生先生《乐章集》整理本的编排体例和内容笺注方面提出不同的意见。唐宋词集宫调归属的标注，约有依调以类词和就词以注调两种，鉴于柳词宫调所包含的丰富信息和研究价值，依宫调编排的方式，对于进一步拓展对于柳词音乐性及相关研究更加适合且有价值。而对柳词的内容笺注，他认为词和诗文所承载的内容和情感之不同，使得笺词尤难，要由词以论人，必须考虑词的特殊性及其产生环境和背景的因素。对于柳词的写作对象和其中所表达的情感，相比较薛瑞生先生对一些词作的笺注认为是写给妻子和描写夫妻间情感的看法，陶教授通过绎读柳词，揣摩柳词的语气和用词习惯，结合词的产生和传唱的实际文化环境和习俗、语境等，认为不能将柳词作为个人感情生活的表现，许多词很可能只是和歌妓的感情纠葛，甚至是代歌妓立言的作品。陶教授还通过寻绎词句渊源，采用以柳证柳，内证、本证的手法，对罗亢烈先生对柳词作品的定年，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结论。
古代文学研究历史悠久，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如何在优秀的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发掘出新的问题，不为成见所囿，以及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夯实文献学基础，我认为陶然教授的此次发言给我们上了非常富有启发性的一课。
五、刘宁研究员：《韩愈的师道观与韩文情感结构》。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刘宁研究员的发言主要延续她一直以来对韩愈和韩文的关注。她先提出她的发言起源于她在阅读宋代学韩典范的欧苏的文章时，隐约感到缺乏韩文某些特质的感受和产生的疑惑，加之受到恩师吴小如先生对韩愈《师说》一文中“受”与“授”不同版本写法的辨析的启发，使她对韩愈师道观做了重新思考。
首先她还原韩愈《师说》的写作年代与韩愈担任国学学官的经历，通过韩愈独特而复杂的学官经历，她又注意到韩愈与韩门弟子的关系及韩门师门形态的特殊性，由此可见韩愈“师”的意识有一个逐渐明确的过程，早期偏向朋友同道的关系，而后期才呈现出师生关系，这其中，担任国学学官则是师门关系趋于明确的阶段，《师说》是代表他“师”的意识成熟的标志。而循此刘宁老师对《师说》的写作背景，中唐国学状况做了一番考察，通过同时代李观、李绛、柳宗元等人的文字记载，我们可知中唐学官俸禄很低，国学学风恶劣，其衰落的原因，可认为是国学学生的科场坎坷，导致了士人的恶习和士风的堕落、庸俗化。而韩愈的《师说》正是针对现实传达了两方面的诉求：一方面是正在崛起的寒素士人，依靠才德向门第势力发出抗争，即呼吁“尊士”；另一方面是针对被科举功利庸俗之风所汩没的士人，期望其以道自立，即倡言“士之自尊”。这两方面，尤其是后者，是韩愈师道观极为可贵、有勇气有担当且高出于时人之处。刘宁老师由此认为，学界常言的中唐存在一个师道复兴运动是谈不上的。在对“师”的体会和实践基础上，韩愈形成不同于柳宗元的他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他希望建立的是朋友式平等的关系，因此他很少对别人进行直接的尖锐的批评，很少使用犀利的不客气的词藻，由此导致他的思想往往是顿挫激昂，有着较为充沛的感情色彩，这些是刘宁老师对前人多言韩文曲折抑扬特色的形成因由的理解。以此反观韩文，刘宁老师归纳出韩愈古文的情感结构，有“正名”、“气势”、“波澜”等几个方面的要素，即韩文的理路非辩难式而更多是讨论式的，韩文包含着自律内省的精神气度，韩文是激荡而温和的委婉式而非肤浅的批评讥刺式等。通过以上论述，刘宁老师认为，欧苏文与韩文之所以不同，在于宋代以后理性化色彩明显增强，说明问题的时候常采用说理的方式，这就使得文章的荤浩流转的味道相应地弱化了，于是创造了另一种典型的文章风格。而韩文的风格在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产生在独特的中唐环境下，韩愈对“师”的深刻体会，由此对他的风格的形成有值得关注的影响。
刘宁老师对韩愈和韩文的细致而绵密的解析，也是解析一个作家的观念和思想如何在文章中呈现出来，作家的人格又如何影响到其文章的写作及由此形成的个人风格。这对我们学习如何从习见的作品中读出新的思考，从陈说中挖掘出新的内涵，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六、蒋寅研究员：《作为诗美概念的“老”》。
在17日的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蒋寅研究员做了题为《作为诗美概念的“老”》的主题报告。
蒋寅先生回顾了学界对古典诗学的审美概念“老”的主要研究成果，他秉承“一个概念或命题的涵义就是它全部的历史，一个概念或命题的所有涵义就包含在它的历史演进中”这样的看法，对于“老”如何从日常语境的负面价值指向转变成为美学概念的正面价值指向，以及“老”作为诗歌美学概念在中国文学和文论史上的发展演变过程，做了一个整体全面的梳理。蒋寅先生的梳理包含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由老迈之“老”到老成之“老”。蒋寅先生追溯“老”的字源本义，甲骨文56个形容词中就有“老”，本义为年老，引申为事物衰顿，而它之所以能由“衰老”之“老”衍生出后来的正价审美义项，是与“成”组成复合词“老成”。蒋先生列举诸多文献证明“老”与意味着成熟和完成的正面义涵联系起来，是日后许多正价义项衍生的基础。通过爬梳史料勾勒了“老”进入诗文评的进程，蒋先生认为，唐代杜甫使用“老”来评价庾信文章，完成了“老”由衰顿之义向老练之义的转变，且从宋代开始，“老”成为古代诗歌美学最重要的价值概念之一，而“老”的真正理论化到清代才完成，同时对“老”这个概念的反思也在其时发酵。
二是“老”的美学内涵。蒋寅先生指出，在由唐至清对“老”的审美知觉和理论认识逐步深入的历程中，“老”的美学意蕴也在不断丰富。蒋先生在细读总结历代文学与文论资料的基础上，为我们提炼出四个层面来认识“老”的美学内涵：在风格上显现为老健苍劲的色调，在技巧上意味着稳妥和成熟，在修辞上表现为自然平淡的特点，在创作态度上具有一种自由超脱与自适性。
三是与“老”相关的负价概念。蒋寅先生最后指出，与“清”一样，老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绝对正价概念，有可能产生一批与“老”相关的负价审美概念，诸如枯寂，钝拙，平庸，粗疏、浅率，颓唐、粗鄙等等，蒋寅先生认为，要避免这些流弊，只有将老与清、秀相结合，以秀救偏枯、钝拙、浅率之弊，而以清涤除粗鄙、颓唐之失。另外，蒋寅先生还补充说，“老”作为古典美学的重要概念，其实蔓延于古典艺术的各个部门，并非论诗所独有。古人论文、论书、论画，也常用“老”作为审美概念，因此可见“老”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美学概念。
陈寅恪先生曾言“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蒋寅先生的报告正是最好的践行，他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论一个概念的演变史的梳理，在宏观上考察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的发展变化过程，不仅为学界提供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新的方向和方法，更为古代文学研究回归审美本位、注重民族性提供了最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