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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三”学社《民主与科学》杂志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 ( 刊载于《民主与科学》2009年第3期) 我觉得“五四”有几个意识应该受到重视。 第一是忧患意识。“五四”时期，当中国文化跟世界文化接触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弱势，“五四”前辈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因此就提出向西方学习，科学民主就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我认为“五四”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有一个问题我很是想不通，为什么我们能肯定古代历史上北魏孝文帝“全盘汉化”的改革，但是却总是对“五四”的向西方学习颇有微词呢？传统文化固然是厚重和伟大的，但时空变化，它到了近代并没有能阻止我们被动挨打，文化不转型显然是不行的。在这一点上，“五四”的忧患意识非常明显。这就是刺激和反应机制。外面的刺激越大，内部的反应就越大。五四运动中，观念上、思想上都比此前更进了一步，中国人真正开始对自己的文化、体制进行反省，最起码是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有所反省。现在有些人一提到国学，马上想到让小孩读经，穿着长袍马褂上课，穿着汉服唐装祭孔，这实际上真是把国学完全做歪了，假如我们文化里还有好东西的话，那是它的核心价值中还有超越时空的内涵，值得借鉴和继承，而决不能迷恋其“骸骨”，企图通过形式上的复古来面对现代生活的挑战，所以，在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怀着忧患意识来反思传统，真正挖掘传统中的好东西。 第二是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我为什么敬佩“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就是他们是有担当的，不论政治倾向如何，他们都有所担当，努力成为整个社会的“良心”，反映正义与进步的“良知”。现在看看我们的读书人，一些所谓的教授、研究员，遵循的都是功利至上的实用理性，这就是缺乏历史担当感，苟且偷安，浑身上下就是“乡愿”的丑态毕露。我认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工作者，更一定要有人文关怀，要有历史担当，这样，你才不会屈服于权势，不会眩惑于名利，你的东西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才会体现时代的精神，才能真正流传下来，像司马迁写《史记》，我们的能力水平“虽不能至”，但一定应该“心向往之”。总之，“五四”精神中的担当意识，是我们今天还应该坚持的。 第三，“五四”体现了一种包容的意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五四”的核心精神是不走极端，而致力于兼容并包。这显然是一种成熟高明的文化生态。就拿国学来说，在“五四”以后国学出现了真正繁荣的高潮。现在很多人研究国学，争论的问题和民国期间争论的东西是一样的，当时也有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的，就像清华研究院；也有原教旨主义者，像马一浮他们搞复性书院，强调“六艺”为一切学术之本，就是坚守原则，比较传统的做法。现在我们提倡的“大国学”“新国学”，绝对不是要回到单纯的经史子集小小的范围里面，而是要在中西文化背景交融的理念下研究国学，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共有文化立场而非狭隘的汉族文化角度研究国学。我们还是要包容，当然，包容也不是没有主导，即在坚持主体性立场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汲取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原于传统又高于传统。 第四，“五四”的改造意识。中国文化里面确实缺少很多东西，如忽视“人本”意义，美化封建纲常，等等。这一切都是我们进步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不必躲闪，不必掩饰，而应该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态度，积极加以改造，使之融入世界文明的潮流。。“五四”的反封建意识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的。我们现在确实有个问题，出于某些原因，很多历史被刻意遗忘，但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提倡拒绝遗忘。如果我们对历史很快遗忘，我看再搞一次文革也完全是有条件的。民族的劣根性就在遗忘当中重新沉渣泛起。我们必须警惕封建残余的危害性。我作为中国国内高校中第一家JN江南·体育最新官网入口的常务副院长，我尊重国学、尊重文化，但是绝对不迷信国学，对中国社会中依然多少存在的封建残余深恶痛绝，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至少在人大JN江南·体育最新官网入口的国学教学与国学研究中，我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持比较正确的立场，守卫读书人的道德是非底线，为国学教育与研究始终沿着比较健康的、正确的轨道前进，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