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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名士王羲之不仅是书圣，而且他的书札中洋溢着人情礼仪之美。他的书法作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杂帖又被称为“法帖”、“法书”，代表作如《姨母帖》、《丧乱帖》、《快雪时晴帖》等被后世奉为法则，以供学习。也许书圣的名头太大，王羲之书札的思想价值反而被遮蔽。其实，结合整个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来看，王羲之的名士气派固然在他的为人与书法作品之中，但是今传的《王右军集》中的书札,尤其是杂帖，彰显出人情之美。值得我们好好开掘。
书札是中国古代文体之一，一般指人与人之间的书信来往，“书”指书信，而“札”则是短笺，较为随意，有似于我们今天的便条，常人往往随意为之，而不当回事，但是在东晋大名士王羲之的杂帖中，却充溢着真挚的人情礼仪。《文心雕龙·书记》论述书信时云：“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可见在魏晋六朝人心目之中，书信之体，主要是说出心中的真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用以宣泄心中烦闷，展现作者文采，从容展示自己文化教养，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真实想法。《文选》中就选取了号称魏晋第一书札的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将嵇康与山涛绝交时的想法写得淋漓尽致。
当然，杂帖的文体特点有所不同，正如欧阳修所说：“吊丧、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欧阳修全集·读魏晋法帖》)。但是这种小制，其文化蕴涵，并不亚于正式的书信之体，其中的人情物理之美，往往是正式的书信中所不曾具备的。《全晋文》卷二十二至卷二十七所载王羲之、王献之杂帖共五百余则，其数量之多，在汉魏六朝诸家中尤为可观。
王羲之的书札，展现了王氏家族良好的人伦修养。虽然王氏是东晋的世家大族，这时代的世家大族往往以简傲为特征，《世说新语》中有《简傲》一门，专门记载了当时的世家大族简无礼，倨傲自大的轶事，王氏一族虽然也不乏倨傲自大的事情，但至少在王羲之身上，这种豪门哥儿的习气是看不到的，《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羲之的风流轶事，表现在他厌恶官场，不屑与王述这样的小人为伍，愤然辞去官职，与谢安等名士游浙东山水之间，甚至发出“我卒当以乐死”的慨叹。从书信与杂帖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军国大事，还是私人间的隐私，王羲之都心怀坦荡，说出自己的想法，叮咛再三，至嘱至告，唯恐没有将话说到位，这种情怀与人格，真所谓“心声之献酬也”。
王羲之当时所处的东晋穆帝时期，朝中当道的司马昱与殷浩结成联盟，与地方权臣桓温势不两立，朝政日衰。擅长清谈而不娴军政的殷浩不自量力，偏要发动北伐，王羲之驰书劝告，“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见《晋书·王羲之传》中所引《又遗浩书》、《又与会稽王笺》二书）结果殷浩不听劝告，大败而归，而浩不但不听，还想再度北伐，王羲之不得已再致书殷浩，这回言辞就不那么客气了，而是尖锐挟击朝政：
自寇乱以来，处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谋远虑，括囊至计，而疲竭根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追咎往事，亦何所复及，宜更虚己求贤，当与有识共之，不可复令忠允之言常屈于当权。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
这封书信不仅指责朝中任权的司马昱、殷浩一伙党同伐异，也批评外臣桓温各从所志，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倡议退保长江，内外一心，“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方能度过难关。
然而忠言逆耳，殷浩再次拒绝了王羲之的忠告，最后遭受流放，郁郁而死。死因令人哭笑不得：“后温将以浩为尚书令，遗书告之，浩欣然许焉。将答书，虑有谬误，开闭者数十，竟达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绝。永和十二年卒。” （《晋书﹒殷浩传》）当初那么不可一世，压根瞧不起军人出身桓温的殷浩，在政治斗争失败被流放后，竟然向桓温摇尾乞怜，阴差阳错，再次得罪桓温，死于黜所。而雄才大略的野心家桓温虽然有不臣之心，但是有着实际军政才干，他率领军队收复北方失地，取得两次北伐胜利，王羲之表示祝贺：“桓公摧寇，罔不如志，今以当平定。古人之美，不足比踪，使人叹慨，无以为喻。”王羲之写这封信,并非阿谀权臣，而是因为桓温当时的北伐有助于巩固东晋政权，收复故土，是符合当时人民利益诉求的。
王羲之王面对殷浩与桓温的明争暗斗，从大局出发,竭力加以斡旋，曲尽周折，然而无济于事，“王羲之密说浩、羡，令与桓温和同，不宜内构嫌隙，浩不从。”（《晋书﹒殷浩传》）最后殷浩竟以败北。当时，王羲之以大局为重，深深担忧朝廷两股势力内斗的危害。他通过书信，在司马昱、殷浩和桓温两股政治力量中间，苦心调停，虽然未果，也可见其忧国忧民之心。《文心雕龙﹒书记》中指出：“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扬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通过王羲之这些涉及军国大事的书信中，我们可以领略到王羲之不同凡响的政治识见与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对于时势的判断，是王羲之人格精神的载体。
在魏晋名士中，能够爱护百姓，体恤民情的，王羲之可谓难能可贵。他任地方官时，经常向朝廷求情，减少百姓负担。《晋书﹒王羲之传》记载：
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忧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又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曰：顷所陈论，每蒙允纳，所以令下小得苏息，各安其业。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运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复催下，但当岁终考其殿最。长吏尤殿，命槛车送诣天台。三县不举，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极难之地。
当时浙东经常饥荒，百姓不堪赋税之重，徭役之苛，而王羲之则常常向朝廷上书要求减免百姓赋役，也许名士效应，朝廷大多听从。特别是他向好友谢安的书信更是写得直率：“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东海矣”！意为如果不是你的恩典，减免此地百姓的赋役，那么这一带百姓将会蹈海而死。然后针对当时的民生问题，漕运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后世海瑞等人的上疏精神，大约也是从此而来吧。
王羲之与朋友的书札却又是那么温馨可人，甚至有些婆婆妈妈的。别人送他一些柑桔，他感激不尽，“奉黄柑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船信不可得知，前者至不？”今存的《朱处仁帖》书法作品，内容也是托人转达对于友人朱处仁（朱焘）的问候：“朱处仁今所在，往得其书，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书，可令必达。”大意朱处仁现在何处，以前得过他写来的信，信使送往后没有得到答复。现在想借着给你的回信再附寄给他，请你一定转交送达。此外，杂巾帖中还有“足下差否？甚耿耿。喉中不复燥耳，故知问。具示，王羲之白。”对于亲友嘘寒问暖。这类帖子甚多。款款深情，读来令人感叹。
当然，杂帖中最感人的还是那些慨叹亲友之间生死病故引起的伤感惆怅。正如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叹：“死生亦大矣”。魏晋人对于生死问题尤为敏感。这表现出一种人性的自觉。古诗云，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王羲之自小体弱多病，晚年更是多病，病痛的折磨，亲戚的病故离散，使他敏感的心灵更是经常处于惊恐与伤逝之痛中，而魏晋名士信奉言不尽意的观念，内心的哀痛往往用抒情短诗与短札，廖廖数言，抒发内心的苦痛。《杂帖》中有多处发泄痛失孙女之情，如：“ 延期官奴小女。并得暴痰。遂至不救，愍痛心，奈何!吾以西夕，至情所寄，唯在此等，以禁慰余年，何意旬日之中，二孙天命?日夕左右．事在心日，痛之缠心，无复一至于此，可复如何!临纸咽塞。”这些伤逝之痛欲语又止，言不尽意，读后让人感到他哀哀无告的心境。他的杂帖中，多处出现“哀”、“痛”、“叹”、“恨”、“伤”、“悲”、“恻”、“怛”、“悼”等词语。还有 “奈何”、“惋塞”、“茶毒”、“悬情”、“痛切心肝”、“五内若割”、“发言哽绝”、“绝笔猥咽”等等，说明他杂帖中的至情至性，也是魏晋以悲为美观念的印证。
《世说新语》与《晋书》都记载，王羲之自觉运用诗乐与书法来慰藉人生，止痛安神。从他与谢安的一段对话中可以见出：“谢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晋书﹒本传》）谢安曾对王羲之说，人到了中年，常常感于哀乐，感情变得敏感，每当与亲友分离后，总是感到郁郁不乐。王羲之则安慰他，人到了中年，自然至此，可以用音乐来陶写慰藉。”这又展现了他对于朋友的关爱，以及他的音乐艺术观念，他认为音乐可以宣泄人生的苦痛与寂寞，这与梁代钟嵘《诗品》中诗歌用以慰藉人生，使人在痛苦时穷贱易安，幽居靡闷的观念有相似之处。两汉时代的文艺观是重视文艺的政教作用，而魏晋文艺观则重在人生的解放与心灵的自由。王羲之的文艺观可谓彰显了这一点。
王羲之生性不喜官场的复杂与污秽。王述那样心胸忌刻的上司更是为他所不屑，“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 （《晋书﹒本传》）而王述一旦当了扬州刺史后，对下属王羲之百般为难，极尽报复之能事。那位王述，也就是《世说新语》中记载，王述吃鸡蛋时因为用筷子一时没扎中鸡蛋，而将鸡蛋咬破吐掉，传为笑谈。王羲之对于这样的狷急之人是很瞧不起的，更不愿在他手下当差，为此愤而辞去官职，并在父母墓前发誓不再当官。在杂帖中，王羲之自述：“笃不喜见客，笃不堪烦事，此自死不可化，而人理所重如此”。他渴望远离官场，“实望投老得尽田里骨肉之欢”，与志同道合之士共游，“必思与诸君一佳集，遗无益，快共为乐。”王羲之现存杂帖中关于围棋、清谈、论书画、游山水、置产业、修果园、服药、美食等生活细节的记载不胜枚举。
王羲之对生命价值的体认，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就是珍爱生命，将人生作为一个瞬间即逝而又意义无穷的流程。因此，他在生活中，特别珍惜人生的自由与放逸，讴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晋书本传》记载：“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王羲之在游放山水，回归自然中找到了自我，在书杞中表达出了对于这种新生活方式的欣喜与认同。而在兰亭宴集中，他抒发了出自内心的人生感受。
王羲之在千古不朽的《兰亭集序》中，以优美清丽的笔调，描画出位于江南的山阴兰亭阴历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与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景观，诗人触景生情，由物的感发，得想起人生的意义，王羲之认为，人生的过程，生命的价值，它既不是庄子所说的一死生，也不是俗人所理解的外在功名，而是在于生命过程中的兴趣：“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在这篇抒情与记叙融为一体的美文中，王羲之探讨了人生与永恒的宇宙相比，永远是短暂的一瞬间，而人生的欢乐更是转眼即逝，然而这种快乐给人带来的意义却是永恒的。人生有限而天地无限，而认识到此中意义并不是“一死生”即泯灭生命的意义，而是要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意义，珍惜这瞬间的快乐。但这又不是产生于同时代的《列子·杨朱篇》中宣扬的及时行乐，魏晋风度的形而上意义即在于此。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更是将他父亲的生命哲学演绎到了极致：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这一则故事是大家熟悉的魏晋名士的轶事，它很能说明魏晋人生与文艺以兴为美的特点。位于江南的山阴之地很少下雪，雪夜皎美的景色使富于生活情趣的王子猷油然兴感，想起左思的《招隐诗》，不由得想去剡溪造访一位叫戴逵的高士，这种兴致在于本身的偶发性，并不以功利目的，即见不见戴逵为目标，故而兴发而行，兴尽而归。在这里，“兴”就是目的与乐趣，南宋文人曾几在《题访戴诗》中说：“不因兴尽回船去，那得山阴一段奇。”宗白华先生说：“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1] 宗白华先生独具只眼地发现了这则轶事中蕴含的晋人唯美生活的意义。以王氏父子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对“兴”的理解，早已超出汉儒从政教意义的解说，而与整个人生的根本意义相融合。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垂范作伦的意义。
王羲之辞官后，好友谢万曾致书他，希望他再度出仕，王羲之婉言谢绝了好友，写了《与吏部郎谢万书》：
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顷东游还，修植桑果，今盛敷荣，率诸子，抱弱孙，游观其间，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或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
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邪！常依陆贾、班嗣、杨王孙之处世，甚欲希风数子，老夫志愿尽于此也。
王羲之在信中抒发了自己归隐山林，逍遥游放的心态。描写了自己辞官后，并没有过着远古时被发佯狂、污身秽迹的艰苦生活，而是享受丰厚的物质生活，与子孙同乐，和谢安这样的名流相处放达，真是何乐而不为，有什么不满足的？违天不祥，自己的生活早已远远超越那些束缚于官场的生活形态。这封信也写出了东晋世族名流的山林生活，毕竟有着优厚的物质生活作保障，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真生活质量已经超越官场，因而不必再眷恋庙堂生活了。
不仅如此，谢万后为豫州都督，王羲之又写信给他，诫之曰：“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晋书本传》）王羲之写信给谢安，劝他退出险恶的官场，以图自保，谢万没有采纳，后来果然遇害。王羲之晚年写给好友的这些书札，彰显出他晚岁的人生境界。
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指出：“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书札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王羲之的书札之美受到道家与道教思想上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传统儒家礼仪思想熏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在教育学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在这里指君子所应具备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修养，孔子认为，“质”主要是指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文”则是指他的文化修养与文明程度。质胜于文，就会使人显得粗野，可见光有质还不行，还必须有相应的文饰。宋代司马光说：“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答孔文仲司户书》)可见这种“文”包含了美的修养在内，而这种美的文化修养又是通过“六艺之教”的途径获得的。
《大戴礼﹒劝学》中记载：“孔子曰：‘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书札之美体现出君子的应对出处，是王羲之调和人际关系，以德为教的器具，也是王羲之家教的重要彰显。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 “德不孤，自有邻”。善于应对出处，不仅是一种人格修养，也是道德水平的外现。没有对他人的尊重，对他人的关爱，就不可能在书札中表现出这样的情怀与周至。人们遗憾地看到，在当前的大学生中，这种礼仪修养丧失殆尽，许多大学生无论对于师长，还是对于周围的人，甚至自己的父母，缺少教养，遇事不打招呼，对于别人的嘱托从不放在心上，惟有自己的事锱铢必校，在书札方面，缺少起码的教养与训练。看来，学习传统文化，不妨从古人那里汲取一些滋养。而王羲之的书札之美，可谓是一种启迪与感召。
[1] 《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