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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18点，北京大学中文系孙玉文教授来到人民大学，为人大学子带来一场精彩的专题讲座：漫谈中国古典学。恰逢渐凉的秋意和连绵的细雨，却也挡不住人大人的热情，讲座还未开始，国学馆的教室里就已经坐满了满怀期待的同学们。
孙教授首先为同学们阐述了“中国古典学”、“经典”这些概念的内涵。“古典”，取“古代典籍”一义。对它采取有效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就能进入“学”的范畴。“国学”，跟这里“中国古典学”的内涵和外延一致。
何为古代的经典？核心区域是清楚的。但是经典和非经典，在边缘地带颇难划分清楚。我们必须重视经史子集等各方面的经典，而将国学限制在儒学的范围内，这对全面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发展新文化是没有好处的。
接着，孙教授深入分析了“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典学”的问题。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中国古典典籍本身值得研究。它保留了中华民族祖先三千多年来面对各种自然社会环境的挑战所取得的认识成果，也记载了不少自然社会现象改造活动，是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藏。这是后人发展新文化的光辉起点。第二是中国古典学是当今社会的需要。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依归和形成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要素，还是后人创造新文化的重要的活水源头。上个世纪是中华民族的族群分裂在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时期，甚至在很多方面连基本的共识也没法达成，事实上完全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准绳是不可能取得共识的。现阶段仍有很多人对业已达成的社会共识展开批判，为邪恶摆歪理，为正义唱反调，打击中国传统文化，因而我们需要重建社会共识、社会互信。当下，重建国学、建设中国古典学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孙教授紧接着又进一步给同学们提出如何学习和弘扬中国古典学的建议。孙教授认为中国古典学的建设和学习，必须具备坚实的古汉语基础，尤其是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为要，这是由古书的性质所决定的。书籍是由语言文字记录的，没有古汉语、没有文字就不可能有古书。还必须打好古文献学的基础，包括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的知识。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的序言中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好古文献的基础。并且，光凭目录学查找资料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目录中的分类和著作介绍只能是粗线条的，还要辅以平时尽可能多的浏览，才能有更多的收获。
另外还须充分重视出土文献，处理好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关注、重视出土文献，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有机结合起来，真正解决好求真的问题。必须分清读进去和读出来的关系。所谓读进去，就是要设身处地，读懂古书的原意；所谓读出来，就是不被古书牵着鼻子走，要有破有立。必须理顺分析和综合、具体考证和理论探讨的关系。必须解决好述和作的关系问题，尤其强调，不能盲目崇拜西方，要花大力气发掘、利用古书中科学有用的部分，以新视角、新方法，创造出超越西方模式的更高层次的原创性质的成果，服务于当今的新文化建设。
利用中国古代典籍创造新文化，我们特别要加强对古书的细微之处作正确的释读，大而空的研究常常不能发现创新点，以至于跟真理失之交臂，对古代典籍细微之处的分析往往能够带来灵感和新的研究视角，解决重大科学难题。例如吴文俊解决数学难题，屠呦呦解决青蒿素提炼的问题等。
最后，孙教授对所有学生提出殷切的期望，他希望在学术的大潮中，每一位同学都能成为弄潮儿。
精彩的讲座之后，同学们也纷纷向孙教授提出自己的困惑。针对“学生如何学好古典学”的问题，孙教授认为，无论是何专业的学生，想要学好古典学首先还是要加强古籍的阅读，既深又博，并且特别强调阅读不能只停留在单篇文章之上，而要通读全书；阅读的过程中还要提出问题，不断追问，培养质疑精神，厘清概念；踏踏实实去执行，明确理论服务于社会的目标，思考学问对于国计民生的价值所在；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JN江南·体育最新官网入口 陈敏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