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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章学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章学学会第三十一届年会于2016年5月21日至22日在广州举行，会议由华南师范大学与中国文章学学会主办。我作为一名本科生，有幸参加了会议，感到受益匪浅。
在会议的最开始，曾祥芹先生就提交的论文《愿实用文章学大行天下》进行了发言。曾先生一共提出了三点，首先他提出“一语双文”的新语文观，并对前人四种“一语一文”观（即语文由语言以及文字、或是语言以及文学、或是语言以及文章、或是语言以及文化组成的四种不同的看法）提出了辩证的否定，他认为“一语”即语言，“双文”即文章、文学，三者在语文中应当是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一观念的提出，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宣传语文“三足鼎立”说的同时，曾先生又指出了文章文化、文章教育史、文章美学、文章家等等在语文领域的缺失，简而言之，他指出文章学在国内一直被忽略。然而文章学确是语文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宣传语文“三足鼎立”说，则是在为实用文章学立根。在这一点中他还指出，“双文”论的重点在于文本二分法，认为文章以实用为主，文学以审美为主，文字作品大别为文章和文学。另外，他指出要确立文章体裁三分说，划专业文章为实用文体，普通文章为教学文体，变体文章为两栖文体。
在具体谈及文章、文学两分时他指出，首先，“实用文章”大行天下，已经成为文坛生活常态，而文章像“大海”，文学像“大陆”，两栖文体像“湿地”。不能因为湿地的存在，就否认大陆与大海的分野。如果“实用文章学”小行天下，则会造成文论的畸形怪状。其次曾先生指出，“实用文章学”要做大做强，必须内外协调发展。要搞好文章外部关系，重视语言、文章、文学的“三合一”，又要搞好文章内部关系，促进文章学研究的“大一统”。
最后，曾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华夏文章学走向世界的典范，即曾子文章学走向世界的过程，再次强调实用文章学大行天下的必然性与重要性。
随后，崔应贤先生就提交的论文《说论辩——以人性的善恶认定为例》进行了发言。他以人性善恶为例，开篇即点明了“文学重在描写，文章重在论辩”这一观点，提出论辩是文章得以成立的依据。并从先秦时代说起，认为先秦时期以语录形式写成的论辩文章篇章格局不够丰富，导致某些语言中存在矛盾，没有展开丰富的论证过程，这就使得先秦时期不多见非常工整的论辩文。不仅如此，曾先生还指出，先秦时期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良好的论辩基础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倒是一些不能体现严禁逻辑思维方式、只是一味讨巧诡辩的某些事例，仍为人们不加分辨地在教学中作为范本进行着传导。接着，他逐一总结归纳了历朝历代著名的思想家对人性善恶的解读并加以评价，同时引入西方相关理论与思想说明向最坏处考虑，向最好处努力，应该被看作规范人类社会行为方式的一种最佳设计。法律界于这一方面的处置就比较理想，即以“无赖假定”为出发点所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坚守的是底线，“无罪推定”则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和对性善的张扬。同时也通过这一例子说明了，文章是现实的，它需要以内在逻辑的有机运行，才能体现出强健的生命脉动、思想的真正价值。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就是论辩的价值。相对应的，文学的价值主要在于通过塑造形象劝人向善，超越生活的形象塑造本身体现的是精神的执着。正因为如此，将文学当真实就不免有些滑稽了。
随后，戴伟华老师就提交的论文《音乐学与文章学：以<招魂>为例的分析》进行了发言。他指出在阜阳出土的汉简《楚辞·招魂》中，“兮”字缺失而以“旑”字代之，或可视为《招魂》的另一版本。另外他指出，楚国音乐文学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离骚》等作品因其有口传性质而具备独特性，口传必然含有音乐性和方言吟诵的特征。而版本的不同或许是因为民族基因的不同，“旑”字或可视为不同基因下另一种音乐文学。随后他又提出，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是古歌剧，闻一多、郭沫若等人对《九歌》的理解过于诗意，而这一问题本质其实是“悬解”。而对于《招魂》戴先生指出，《招魂》可分为序辞、招辞、乱辞三个部分，本质是不同角色的扮演活动，这种角色扮演同样说明他具有的仪式功能。同时他又讨论了《招魂》中“曰”等字的用法，并且指出在《招魂》中有一段“兮”字和“矣”字缺失，又指出在今越南二字读音是相同，以此推断上古时期二者的读音相同，都表示语气词，而这一段中这两个字作为音乐符号的缺失其实说明的是这一段不可歌唱，只能说白。
对于戴伟华老师的观点，随后诸葛忆兵教授指出，首先要肯定文章学的作用，一切的研究应当以文章学为基础，而文学研究则可以归为文章学的一个方面，以《招魂》为切入点，将音乐学和文章学一起讨论是一个很新颖的命题。但同时他也指出，《九歌》作为民间祭祀歌舞，记录着巫师祭神、招神的过程，是一种具有情节的过程，因此才被读为歌舞剧。故前人对于《九歌》的解读应当是中肯的。最后诸葛教授指出，其实歌舞剧以文章学也能够解释的通，在于二者都具有起、承、转、合的过程，是一脉相通的。
随后，杜晓勤老师就提交的论文《<文笔眼心抄>中的“文笔”论》进行了发言。首先，杜晓勤先生着重论述了《文笔眼心抄》与《文镜秘府论》的关系，从《文笔眼心抄》是否为伪书说起，指出《文笔眼心抄》是《文镜秘府论》的节抄、重编本。二者成书时间较为接近，前者于弘仁二年（817年）开始编撰，后者于弘仁十一年中夏之节（820年，元和十三年）开始编撰。随后，杜先生总结归纳了《文笔眼心抄》中的“文”论，并将其分为文之“声病”论、文之“风格”论、文之“写法”论、文之“结构论”、文之“开头”论进行逐一论述。最后他指出，六朝隋唐“文”之写作方法、理论著作，应该加以深细研究，可以结合具体作品之分析，来研究六朝隋唐人的文章写作规范关及其在科举、日常之应用情况。
随后，诸葛忆兵教授就提交的论文《宋代应策时文概论》进行了发言。诸葛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宋代科举资料的整理汇编工作，而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时文涵盖很广，诗赋都包括在其内，同时在宋代的时文中，对策文的确有一定的特色。
诸葛教授从三个方面说明了宋代对策文的特征。首先他指出，诗赋向对策文的转变有一个过程。自从宋取消了纳卷、温卷等制度并采取了密封制度之后，对策文开始逐渐兴盛了起来。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在考场文章中，诗赋很难写好，难以比出高低，并且他指出在前人的研究中，已经发现盛唐时期著名诗人如王昌龄等等，他们在考场上写出的作品往往是平庸的，这就意味着在密封制度中，诗赋不再能够很好地考量文人的真正水准，故而考试重心开始慢慢向对策文转移。在对策文中，士人对时事的看法是很重要的。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王安石变法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同时诸葛教授也指出，在宋代其实不存在非常激烈的党争，即使是王安石与司马光分别为新党、旧党，二者在具体的举措方面也依旧有许多相似，斗争并不激烈。
其次，他指出了宋代应策文创作中的几个套路。第一，一篇应策文是由十几个对于现实重大问题的论述组成的，一道制策中，往往提出多个问题。在宋代，应策文考试往往持续一整天，一篇应策文是十几个甚至是二十几个小论文的集合，而且发展到后世越写越长。如南宋时文天祥考上状元，他的应策文就写到了近两万字。第二，虽然制策需要考核士人对现实政治弊病的了解和应对方案，综合分析、归纳等逻辑思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但是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受题目、时间、地点的限定，又有考试录取的现实目的，故大都奉上所好，阿谀时政，歌功颂德。考生为了进入仕途，必须揣摩帝王或当政者之想法，以此作为应策时文的主要论点，贯穿全文。诸葛教授指出，在宋人的应策文创作中，只有一次有直言，即建炎二年时。彼时高宗刚刚登基，确实亟需要听取臣僚士人的建议，也可借此收买人心，而在其他时候，应策文则还是多流于空疏肤浅。
最后，诸葛教授则着重论述了宋代应策文的几个弊病。他指出宋代应策文要求必须要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必须对应现实政策，如新党执政就鼓吹变法，旧党执政则就又换了一套说法。考生采取应付、应酬的态度，不敢直言。比如绍兴年间应策文针对秦桧，虽然言辞锋利、直截了当，但是是因为当时秦桧已死，高宗正在着力整治秦桧一派，所以其实当时的应策文看似犀利，其实还是考生在针对现实政策而决定自己的态度。
随后，来自台湾的学者王秀雪老师就提交的论文《宋文彦博<题裴晋公画像讃>析论》进行了发言。她首先对画像、画像讃进行了定义，又指出画像的对象其实是古人、时人和作者自己。其次她又指出，在观看自己的画像时，首先存在主观与客观，即画像的像与不像的对立；另外也存在自体存在的短暂性与画像的长远性之间的对立。随后，王教授又从文体学角度阐释了“讃”这一文体。在提到观看他人画像时，她提出需要做到3W，1H，即观看对象为谁（who）、为何选择此人（why）、在何处看（where）、以及如何看（how）。文章以文彦博《题裴晋公<画像讃>》为中心，兼以讨论裴度《自体写真赞》，提出二篇赞文一为“赞他人画像”，一为“自赞画像”，从观者心理的各个层面探讨“赞他人画像”，从自我形象建构的相关问题探讨“自赞画像”，借此以发现作者对“理想的我”的期许，及从他人画像中所兴发的“意”与“情”。
随后，李向昇老师就提交的论文《“始倡韩欧之学”与“以小说入古文”：论清初对侯方域古文评价的转变》进行了发言。李老师指出，对侯方域古文地位的评价，一般以重倡宋古文传统，开清初散文风气，以及善用小说技巧入古文称之。从现代的学术观点来看，这个评价固然允当，然而若回到明清之际的批评语境中，则这一评价的内部不无矛盾之处：唐宋古文传统与小说技巧存在紧张的关系。李教授以梳理明清之际对侯方域的评价切入，提出清初对侯方域的评价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即从一开始学者对侯方域的散文极为推崇，而发展到后世，则开始逐渐对侯方域进行批评。同时李教授指出，其实在清初侯方域享有盛名的时候，计东、董以宁等人的评价中已经包含了对他的批评。结合侯方域自己的古文理论，李教授指出转变前后的评价所存在的矛盾，即前褒后贬的评价落差。在解释这种转变的原因时他认为，对侯方域评价的转变其实也意味着清人对古文态度的转变，即她们不能接受小说的笔法。清初推崇侯方域，乃是清初推崇韩欧古文，而以侯方域为学习古文的代表；清末以侯方域为反面典型，则在于侯方域善于以小说笔法入古文。
随后，庄文龙教授就提交的论文《马其昶论辩文浅析》进行了发言。庄教授提出，马氏的文章极受推崇，他作为桐城派最后一批文人的代表，对论辩文十分重视，而他的文章特征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首先是系于时事，以古鉴今。马氏不仅是古文家，也是经学家，他的文章从桐城派而来，务以通经致用，而且当时的社会思潮也以因时、救时为主，对马氏有一定影响。其次是考据精鉴，义正辞严。马氏文章中有很明显的考据痕迹，在研究毛诗学、礼记等时修正了郑玄的说法，在三篇关于《礼记》中丧服礼制的记载中考据也十分精当。再次是识见通达，折中偏义。他在治经过程中兼顾毛诗学、周易费氏学，唯是者从之，注重治经的权衡与圆通。他认为孟子性善，荀子性恶，其实没有什么不同，皆源于孔子。最后，马氏因袭桐城派而来，具有一贯的长于修辞铺陈、文气恣肆的特点，善于因声造气，具有深刻的意义与影响。
随后，徐国荣教授就提交的论文《六朝文的“箭靶”功能》进行了发言。徐教授提出，六朝文常被当作“浮文”、“淫丽”的代称，虽然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正面作用，而在更多时候却发挥着独特的“箭靶”功能，出于历史鉴戒的需求，它被当作政治批评的箭靶，在萧纲、陈后主被视为“亡国之主”的时候，六朝文也成为了“亡国之音”的象征；在强调“文以载道”时，六朝文被视为对道统的破坏，被道统维护者作为反面教材；当“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成为标准的传道之文时，六朝文又成了假想敌，其实二者本身并无大冲突，但是在后世评价中有意将二者对立起来，这种被当作“箭靶”而批判的功能，既是其本身的特征所致，又是学术史较为独特的一种现象，虽然是众矢之的，但依旧从反面印证了六朝文的地位与作用。
随后，张巍教授就提交的论文《赋序文体源流论略——兼论赋序与赋首的差别》进行了发言。张教授首先提出赋序与赋首的差别，并从文体意义上以及赋序源流、发展的角度论述了何为真正的赋序。其次，张教授指出在汉赋的实际创作过程中，赋序又可分为两种，即自作之序与他作之序。在西汉前中期，赋家均无给赋作序的习惯，在这一时期，赋序皆为他作之序；而到了西汉后期才逐渐出现了赋的自作之序。自作之序的出现，其实是由于韵文的本质就在于要借助音乐美以增强抒情性，然而这对文章内容的充实必然会造成影响。自作之序的出现，一是为了补足赋的正文内容；二是要对作者的创作背景、创作意图等等进行解释、铺垫，对文章的抒情性也有一定的加强。最后，张教授对汉代赋序进行了分类，将其分为篇章之序和书策之序，他还指出，《史记》中《太史公自序》与汉代赋序的关系更为密切，是之前赋序综合发展的结果。不仅如此，最早的篇章自序/赋序为后世之序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后，陈丽丽教授就提交的论文《老庄散文的美学思想及其影响》进行了发言。陈老师提出，从文章学角度看，《老子》和《庄子》这两部道家著作，不仅对历代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重要作用。她指出，在老庄散文的美学思想中，“道法自然”是老庄散文的核心与基础；从这一基础出发，老庄散文自然体现出了朴拙与大巧、虚静等美学概念以及齐生死等艺术思维。在“道法自然”观念统摄下，老庄散文中提倡的“自然”、“朴拙”、“虚静”、“齐生死”等思想观念自魏晋时期逐渐渗入到美学领域，中国传统诗论、书论、画论、乐论等无不受其熏染。